历史似乎在重演。三年前因为丈夫拒绝签字，北京京西医院未能对产妇李丽云及时实施手术，致产妇和胎儿死亡。如今，广州发生的案子却是产妇自己不愿意动手术。12月3日，孕妇吕女士在广州华侨医院临产时出现胎盘早剥，需剖宫产。然而她坚决拒绝签字，经过反复劝说并征得其家人同意后，医院领导自行签字，强行进行剖宫产。最终，新生儿不幸死亡，产妇因心脏衰竭接受抢救。

      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：医院是否有强行手术的权利？医生的医疗处置权和病患的知情同意权之间如何平衡？

      患者接受治疗，本质上是对自己身体的处置；病患不是医生实施医疗活动的“材料”，更不应是“经营”的对象。所以医疗活动原则上应以病患的“知情同意”为基础，这是各国的通例。在美国1914年的施隆道夫诉纽约医院协会案中，卡多佐法官提出了“任何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其身体”的名言。他认为，外科医师如果没有取得患者的承诺或同意即对其进行手术，构成人身攻击，应当赔偿责任。

      我国今年7月1日实施的《侵权责任法》也确定了这一原则。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：实施手术前，医务人员应当取得患者书面同意；不宜向患者说明的，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，并取得其书面同意。

      但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：“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，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，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，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。”本案中，医院强行手术是依据该条法律。

      其实，病患的自主决定权不可能是绝对的，如果病患想保持这种绝对的权利，根本就没有必要接受医生的治疗；患者要求医生治疗，必然意味着让渡部分的决定权。如果确认了病患在医疗过程中的“决定权”，那等于让不懂医的患者指挥医生。

      所以，患者的知情同意和医生的医疗处转置权，都不可能是绝对的。这根红线应在哪里呢？各国的司法实践不尽相同，最为典型的案例未过于患者基于某种宗教信仰，拒绝接受输血。在日本的花子案中，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认为：当病人认明确表示拒绝输血时，这种意思决定权作为人格权的内容之一应该得到尊重，故医院强行输血治疗侵害了病人的人格权。

      而在1992年英国上诉法院审理的一起孕妇拒绝输血抢救案中，法院认定医生的抢救行为是合法的，原因是患者已不能做出真正的决定。在美国的相似案例中，法院也判决医院有权违背患者（家属）的意愿强行输血，进行手术治疗。

      各国家对医院强行治疗权不尽相同的规定，表明这个问题本身具有伦理上的两难性。当吕女士躺在产床上出血，却依然拒绝签字进行手术时，医生该怎样选择呢？尊重她的“自由选择”还是强行手术？无论如何，必须做出选择，哪怕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。